慕容雪村論國民之人格

　　這些人格不僅影響了中國的今天，也必然會影響中國的未來。這些人格中的第一種我稱之為“麻木人格”。民眾被剝奪了大多數的權利和自由，僅剩的一點點也常認為是政府恩賜的，因為是恩賜的，所以被剝奪被侵害都屬正常。在強大的暴力之下，民眾不能反抗，也不敢反抗，于是就心甘情愿地接受底下的身份，貧窮的生活，以及悲慘的命運。久而久之，很少人會去思考這種命運是否應該，是否公平，是否合理。

　　人要是被搶了，就餓了；被人打了，就忍著；自己的房屋被推倒，那就看著；老婆被捉去流產，那就哭著。人們低眉順眼地活著，不叫疼也不叫苦，閉著嘴躲貓貓，閉著嘴打醬油，閉著嘴做俯臥撐，連死都是閉著嘴死，這種種閉嘴都是因為一個前提：惹不起。

　　我們知道，如果你單獨面對的是一個流氓，你惹不起還能躲。但如果你面對的是一個流氓的制度，那么你惹也惹不起，躲也躲不起，唯一的選擇就是改變它。對自己的麻木也往往是對他人的殘忍和刻薄，如果同情心可以量化，我們將悲哀地發(fā)現，大陸的同情心指數非常低。在著名的“小悅悅事件”中，兩歲的女孩慘死于道路之中，十八位路人無一肯施予援手。其實這十八個人不僅只代表他們這十八個人，更代表一個龐大的群體，一個極度不善良的群體。他們可以怒斥身邊的乞丐，也可以漠視遠方的受難者，甚至對于自己的親人的困難也極少給予同情。有人挨打他就在旁邊圍觀，有人哭訴不幸他就在旁邊冷冷地嘲諷，甚至在有人他要自殺的時候，這種人首先想到的是，“哦，他在炒作，他要出名”。

　　我曾經為這種人畫過一幅畫像，沒人為他說話，他忍著，他看著，為他爭來權利了，他感謝命運，說“嘿，該是我的就是我的”，沒爭過來什么，他就扮演先知，說“早知沒什么用，你折騰什么呀？”，為他說話的人被抓了，他就在一旁竊笑，說“活該，讓你折騰�！�

　　我們知道，大作家喬治?奧威爾曾經寫過一本著名的反烏托邦小說叫《1984》。在《1984》中，男主角溫斯頓?史密斯和女主角茱利亞曾經有過一段驚心動魄的對話。他們從無所不在的監(jiān)視網中脫身，幽會于草地上，等他們把該做的都做了之后，溫斯頓對茱利亞說，“你跟男人的上床次數越多，我就越愛你，你明白嗎？”茱莉亞說，“完全明白”，溫斯頓接著說，“我痛恨善良痛恨純潔，痛恨他媽的一切美德，我希望每個人都腐敗透頂”，茱莉亞回答說：“我配得上你的愛，因為我腐敗透頂�！蔽覀兛梢园堰@個看做是中國大陸人格的晚期階段，到了這個階段，人們會對一切美好的事物表示懷疑，甚至痛恨。他們會對一切的善意言行都不再相信，甚至表示極大地懷疑和仇恨。到了這個階段，他們就不再麻木，相反，變得極為憤怒， 而且還會極為暴戾，一點點小事都會引起他的萬丈怒火，然后不擇手段、不分對象地進行報復。而更為殘忍的是，他報復的對象往往是比他更弱小和不幸的群體。

　　我拿魯迅筆下的阿Q打過一個作比方，我說阿Q被村長打了，不敢還手于是就只能去打王胡，又打不過王胡，就只有去打小弟，小弟也打不過，就只能去打吳媽，連吳媽也打不過，就只能去打幼兒園的孩子。其實這并非笑話和虛言，這些年中國大陸層出不窮的幼兒園的屠童案就是一個明證。

　　我講的第二種人格，可以稱之為“事實接受障礙”，因為長期的蒙蔽，必然會降低整個社會的學習能力和認知水平，人們不愿意接受也接受不了那些明顯的事實，甚至不惜為謊言辯駁。在這個意義上，誠實不僅僅是一個道德問題，也是一個能力問題。

　　時至今日還有人在懷念文革，認為那是一個腐敗沒有平等的年代。所以我們看到，在天安門廣場上的毛澤東紀念館，有各地的游客排著隊絡繹不絕地排著隊去瞻仰膜拜他的遺體。我們看到在中國大陸的公共汽車、出租車、私家車中，有不少司機會把毛澤東的照片像神像一樣掛在車前，祈求他的保佑與庇護。

　　在兩個月之前，在中國大陸的互聯網上，有過一場關于“大饑荒”的辯論。辯論的發(fā)起者是人民日報甘肅分社的社長林治波，他認為在中國1959年到1962年的那場大饑荒壓根就沒發(fā)生過。而就是這個惡意的編造，這場辯論持續(xù)了大概半個多月，最保守的估計，有幾萬人參與了這場辯論。在這場辯論中，你可以很驚訝于其中的觀點和分歧，有那么多人就認為大饑荒從來就沒有發(fā)生過，只是一小撮壞人別有用心地編造；還有些人會認為饑荒確實發(fā)生過，但是是在極短的時間和極小的范圍之內，絕不可能有那么多人餓死。為了證明自己的觀點，他們提出了各種各樣的質疑，有人會問，既然餓死了那么多人，萬人坑在哪里？有人會問，這么大的災難，為什么從來沒見報紙和電視報道過，有人會問，既然中國曾餓死了那么多人，那么中國為什么還要實行計劃生育，另外有一些人會問，既然餓死了那么多人，請問你家里餓死了幾個，有人會實際證明，我的家鄉(xiāng)雖然也很貧窮，從來沒聽說過有人還被餓死的。這些質問的固然是很荒謬，但是最荒謬的還是最后一個問題，有人問，既然他們沒飯吃，為什么還不吃肉。

　　第三種人格可以稱之為“奴仆人格”。正如魯迅所言，在中國歷史上其實沒有那么多時代，只有兩個時代，就是暫時坐穩(wěn)了奴隸的時代和欲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。古代的奴隸終于皇帝，忠于朝廷，而現在的奴隸大多認為自己不是奴隸，而是國家的主人。他們從小就被教育要忠于集體，忠于國家忠于黨，但是很少提到忠于自己。這種人會把政府視作是至高無上的存在，任何批評政府的人為被他們視為天敵。他們往往會自認為是愛國者，一切事情都必須是跟愛國這兩個字發(fā)生關系才有意義：他們學習是為了國家，他們工作是為了國家，他們鍛煉身體是為了國家，他們保護視力也是為了國家，甚至連衣食住行跟性愛也都是為了國家。為了所謂的國家利益，其實他們所說的國家利益常常都是政府利益，黨派利益和少數人的利益，為了這所謂的國家利益，有許多人都隨時準備捐軀。

　　在最近發(fā)生的釣魚島事件或黃巖島事件的領土爭端中，你會發(fā)現有那么多人會說“如果要去死的話，我愿意去死”。其實事情還沒那么嚴重，在正常的國家，民主自由和人權斗士不錯的詞，但在他們眼中，這些都是帝國主義的陰謀。這樣的奴仆人格，如果加上長期的仇恨教育，就會變得極為得乖張暴戾，成為所謂的“暴徒人格”。

　　在這些暴徒看來，世界上大多數的媒體都是反華媒體，一切人權組織都是反華勢力，任何異議人士都是西奴、漢奸、賣國賊。一個中國女人如果嫁給了外國人，那就是恥辱，相反，如果一個中國男人找了一個外國女人而如果是外國妓女那就是最好，他們就認為這是為國家報了仇。我不只一次聽這些愛國憤青們描述他們的理想，說“發(fā)財之后必去日本，去了日本一定要找日本妓女。然后把國仇家恨、百年恥辱、滿腔怒火全部發(fā)泄到她們身上，直至精盡人亡”。

　　這些人會公開鼓吹戰(zhàn)爭，會經常叫囔中日之間必有一戰(zhàn)，中美之間必有一戰(zhàn)。其潛臺詞不言而喻，就“是即使你不來打我，我也會要打你”。甚至有人會公開談論用民航客機運送原子彈，然后運到日本引爆。你可以在谷歌上或者是內地用的搜索引擎百度上，輸入幾個字“原子彈炸東京”，看看會出來多少結果，同上述的話語和表現中，你們很容易就聽到殘忍的意味。

　　在本質意義上，現在的這群愛國憤青跟半個世紀前的紅衛(wèi)兵是一個團體，沒有本質的區(qū)別：他們同樣的盲目，也同樣的憤怒，有著殘忍的面孔和志向，而且極不穩(wěn)定。在任何一個正常的社會，這種傾向都應該被視為危險的事物，但是在中國大陸，政府長期縱容和玩弄他們的憤怒，我們可以看到這些年，有幾個合法的反外游行大都以這群人為主體，這其實就是在玩火，如果條件時機成熟，這團火焰足以摧毀一切。

　　第四種我稱之為“委屈人格”。對許多人而言，中國大陸的生活都是一種缺乏安全感的生活。在這里，法律常常形同虛設，權力隨時都有可能越軌。在守法和違法之間，幾乎沒有什么界限。幾乎每家公司都在偷稅，幾乎每個人都有不檢點的言行。不查，個個都是孔繁森，一查，個個都是王寶森。這話其實不僅僅適用于官員，也適用于平民。

　　以一家小店的慘淡經營當中，有許多部門和機構都會對它發(fā)生直接的作用，工商、稅務、消防、治安、衛(wèi)生防疫，任何一種權利都有可能讓它關門，任何一次代辦都有可能面臨滅頂之災。在這種不安全的驅使之下，人們大多沒有長期計劃，只著眼于眼前利益。在官場在商場在私人利益當中，出現了大量的唯利是圖、背信棄義的行為。官員拼命地撈錢，商人不擇手段地牟利，一旦賺足了錢，他們就迫不及待地轉移財產，甚至是拼命地揮霍，感覺像是我老家的一句諺語，“被大火燒掉的明天”。

　　這種不安全感還是本來躁動的人群更加躁動，我們在這中國內地坐飛機，常常會有這樣一種感覺。在飛機上，常常會看到這樣一個景象，飛機還沒有停穩(wěn)，立即就有人站起來打開行李箱，把自己的行李抓在手中。開車走在路上，只要前方有一個車身的空隙，就會有其他車輛不顧死活地擠到前面去。只要在排隊，就總是有人走捷徑，鉆孔當，破壞規(guī)則。

　　這種不安全同時也加劇了人際關系的緊張，人們之間很少會有彼此信任、徹底敞開心懷的情況，按常常的情況是，互相戒備互相猜疑甚至是互相仇恨�！耙蝗擞须y八方支援”，在很多時候都是個神話，更多的情況是，一人有難，眾人圍觀，甚至是一人有難，誰都不管。

　　以上種種人格其中有個人素質的原因，更多的還是制度的催化和教唆。在長期的奴性教育，黨性教育以及仇恨教育之下，人們失掉了本心，忘掉了本能，甚至忘記了自己最最重要的屬性，人。我首先是個人，其次才是別的什么；我首先是我自己，其次才是我的社會擔當，這是最簡單的道理。但可悲的是，在中國大陸，有很多人一直活到死都不明白。

　　有些人會把吃苦，不管因為什么而吃苦，當成是一件催人高尚的事情。 在幾十年前，有一群城市青年被流放到農村，這中間有無數的災難，也有無數的痛苦，糟蹋了無數人的青春，甚至是毀了無數人的一生。但直到今天，還有無數人在為他們所受的苦難辯護，在給那些吃苦的人辯護，認為自己吃苦吃得好，吃得應該。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寫過一本小說叫《被侮辱被損害的人》。在我們的生活中，常常會見到這樣的景象，那些被侮辱被損害的人，為自己所受到的侮辱與損害做辯護，找理由，甚至他們會為自己所受到的損害而歡呼和鼓掌。在大陸前幾年流行的一首歌，叫《忽而黑油》，講得就是知青生活，這首歌曾經傳唱一時，很多人都會唱。

　　在中國大陸，“犧牲”也常常被作為是一個非常高尚的詞。很少有人明白犧牲的本意其實并不那么高尚，它的本意只是指在“祭祀中用的牲畜“。有許多歌曲、許多文章、許多英雄事跡都是在號召人們犧牲。公廁木桶的漏水了，怎么辦？把自己它撈起來；大隊的牛羊在風雪里失散了，怎么辦？犧牲自己，去把它們找回來。時至今日還有人在鼓吹一不怕，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，不怕苦還可以勉強理解，但不怕死就十足荒謬。

　　我沒有找最近的圖片，這是一張過去的圖片，現在是和平年代呀，你號召別人不怕死是想干什么？他死了你有什么好處？這些并非陳年往事，翻翻報紙就會明白，荒謬的年代從未停止，它的遺毒也從未真正地肅清，那些反人性的口號和召喚也從來沒有離開我們的耳邊，它就在我們身邊。在這里，我替大家像北京大學的孔慶東教授學習。他在去年創(chuàng)造了一個”三媽“文體，所以，諸位不如效仿，如果有人號召你去吃苦，你就說”去你媽的“，如果有人號召你去犧牲，你就說“滾你媽的”，如果有人你去大義滅親，你就把孔教授最后一句話說出來。

　　除了犧牲還有奉獻，幾十年代中國大陸政府幾乎沒有停止要求人們去奉獻。幾乎每一位貪官在落馬、東窗事發(fā)之前，都曾經大講特講奉獻，貪得越厲害，講得也就越厲害。其實這本身就能說明問題。事實上，奉獻和掠奪往往是并生的，它們是一枚硬幣的兩面，你的奉獻，往往就是他的掠奪。一家公司，如果號召他的員工無私奉獻，其潛臺詞就是，你多吃點苦，多干點活，我少給你一點錢；如果一個國家，一個政府號，召它的人民去無私奉獻，其實無異于赤裸裸地公開掠奪。

　　有人會問，難道一個社會不需要奉獻精神嗎？我要說的是，一個社會固然需要那種甘于付出，見義勇為的行為， 但同時更需要的是自由平等的契約關系。這兩者有先后關系，即限定契約后談奉獻，無契約怎么奉獻，無自由也不奉獻。

　　在報紙上、電視上，我們也常常會看到這樣的新聞，有人住上了早就該住上的救濟房，或者是領到了早就該領到的救濟金、撫恤金，于是就眼含熱淚說“感謝政府”。我們沒有理由去批評說這些話的人，我們只應該去譴責那些坦然無愧去接受這些感謝的話的人。你的納稅人活得這樣艱難，你的納稅人活得連飯都吃不上，你還有什么臉接受他們的感謝？

　　現在我們知道，政府不是什么偉大的光榮的永不犯錯的組織，他的權力應該是我們分給他的，他應該是我們選出來的。在某種意義上，他就相當于我們的保安員或者清潔工，拿我們的錢，掃我們的地。如果一個清潔工把地掃得很干凈，我們有必要像余秋雨老師那樣含著熱淚感謝他們嗎？那不是他們應該做的嗎？我不是要歧視清潔工，但還是想說，如果有一個清潔工不好好干活，去要求你感謝他，甚至要求你無條件地去愛他，你就應該這么說，“我可以罵臟話嗎？”如果不行，那你就應該這么說，“什么愛不愛的，先把地掃干凈再說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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